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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中,作案工具的认定和处理

2020-04-24 17:09:48 超级管理员 阅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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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风律师按:在办理如题刑事案件中,辩护人查阅了同类型犯罪的若干份刑事判决书,关于涉案运输车辆没收与否,做法不一。辩护人经过仔细查找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机关核心期刊,《人民司法杂志社》主编的案例《作案工具的认定与处理》(发表时间2019年12月16日),较为经典,其对实务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原标题】作案工具的认定和处理

文丨林前枢,林毅高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作案工具是指犯罪分子为犯罪而准备或者对其犯罪行为的成立起实质性作用的本人财物。对作案工具的认定和没收,应坚持犯罪性、关联性和功能性的评判标准,并遵循相当性原则。


案号一审:(2018)闽0504刑初67号二审:(2018)闽05刑终721号


【案情】


公诉机关: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谢乐炳、付书平。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的1日、19日凌晨,经谢乐炳提议,付书平驾车载谢乐炳到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院前社区和双阳街道,由谢乐炳采用探窗勾取的方式,盗窃唐某一部OPPOA59手机(经鉴定价值1540元)、一部OPPOA57手机(经鉴定价值1700元),盗窃钟某一部华为P8手机(经鉴定价值300元)、一部VIVOY67手机(经鉴定价值1730元)、盗窃周某一部OPPOR7手机(经鉴定价值400元)。以上三起盗窃得来的手机均由谢乐炳卖给他人,非法获利1800元,谢乐炳、付书平各自分得1200元、600元。同月25日凌晨,谢乐炳在万安街道,采用探窗勾取的方式,盗窃李某一部OPPQA59手机(经鉴定价值1660元),后以200元卖给他人。同年8月24日凌晨,付书平独自驾车到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仙景社区,盗窃杨某一部OPPOR11手机(经鉴定价值1600元),后以1300元卖给他人。


2017年8月24日10时许,谢乐炳、付书平被公安机关抓获。事后,谢乐炳的朋友、付书平的亲属分别代二人退出非法所得4495元、4435元,公安机关已将上述款项发还相应被害人。


二审法院经审理另查明,付书平所驾轿车的登记车主为其妻戴某,该车是家庭共有财产。


【审判】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谢乐炳、付书平的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均属数额较大。被告人付书平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付书平是累犯,依法从重处罚。被告人谢乐炳、付书平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主要的犯罪事实,予以从轻处罚。据此,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谢乐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二、被告人付书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三、责令被告人谢乐炳退出违法所得1400元、被告人付书平退出违法所得1900元,上缴国库。四、没收作案工具手电筒四把、胶带三卷、涉案车辆一部,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付书平不服,提出上诉。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后,付书平与谢乐炳均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并发还被害人,原审法院又责令谢乐炳退出违法所得1400元、付书平退出违法所得1900元不当,应予纠正。付书平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小轿车的车主是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戴某,不宜判令没收之意见。经查,涉案小轿车不是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作案工具,且现有证据证实该车辆是付书平家庭共有财产,故不宜判决没收该车辆。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部分判决不当,应予纠正。


泉州中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8)闽0504刑初6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2018)闽0504刑初67号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没收作案工具手电筒四把、胶带三卷等,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缴国库。



【评析】


作案工具系人设概念,虽然广泛存在于刑事判决书的案件事实查明及其判决主文末端部分(通常以被没收的结局体现了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但该术语实际未被我国刑法直接吸纳。在刑法第六十四条对犯罪物品的处理条文中,仅有“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概念,未见“作案工具”的字眼。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一般将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视为作案工具。囿于法律未明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为财物在犯罪中被使用,加之,没收作案工具亦未被刑法所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之范围所涵摄,导致实践中各个地区的裁判者在作案工具的认定标准和没收原则的掌握上不尽相同,裁判结果迥异:有的严格采取全面没收主义,对在犯罪过程中使用的衣物、车辆等全部予以没收;有的贯彻相对宽松主义,只对主要的作案工具进行没收;有的在把握不准时,以适用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由,对应当没收的作案工具不予没收。笔者结合本案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对作案工具的认识和司法处置有所助益。


一、作案工具的定义及界定标准


工具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一种工具能否认定为作案工具,是裁判者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的法律属性的价值判断。理论界对犯罪工具的界定,大都从物品和犯罪行为的关系角度去定义,有的认为,“所谓供犯罪所用之财物,是指直接用于实施犯罪之物,如杀人的枪支、印刷货币的印刷机”。[1]有的主张,“犯罪工具必须是行为人有意识选择并直接用于犯罪活动而物化的载体或者身体行为的物质延续”。[2]而直接专门理论则强调特意为犯罪准备且使用与犯罪有直接关系的才应认定为作案工具,等等。笔者认为,前述观点一的“直接用于”标准,对犯罪预备阶段的工具未能有效规制,观点二的“行为人有意识选择”要件,则将过失犯罪中的作案工具例如失火罪中的打火机等排除在外,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准确阐示作案工具的内涵外延。在概念的定义上,笔者认为,参照直接专门理论,可将作案工具解释为是指犯罪分子为犯罪而准备或者对其犯罪行为的成立起实质性作用的本人财物。最终定案的作案工具必须具备以下条件: